全世界通脹持續升溫，糧食價格保持在10年高位。今年以來，糧價持續上漲背后的驅動因素主要為：多國遭遇的極端天氣增加市場對相關農作物的減產預期；疫情沖擊下供應鏈斷鏈形成資源性產品價格的相互傳導；農業主產國實施出口限制等貿易政策加劇供需結構性錯配問題。
近日，糧農組織發布的報告顯示，11月糧價連續第四個月上漲，食品價格指數平均為134.4點，是2011年6月以來的較高水平，環比增長1.2%，同比增長27.3%。乳制品價格指數領漲，環比上漲3.4%。谷物價格指數環比上漲3.1%，同比上漲23.2%。小麥價格達到2011年5月以來的較高水平。
在全世界糧價持續上漲之際，手中有糧，心中才能不慌。12月6日，我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，2021年我國糧食總產量13657億斤，同比增2%，再創新高，連續7年保持在1.3萬億斤以上。
糧食價格上漲對我國有多大影響？在當前農產品貿易面臨的形勢愈加復雜化的背景下，我國怎樣穩住自己的“腳跟”和守住自己的“底盤”？圍繞上述問題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清華大學我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張紅宇。
一、消費、供給、貿易聯動導致糧價上漲
糧價上漲的驅動因素主要有哪些？
整體上看，今年全世界經濟呈現出恢復性增長態勢，但是，疫情防控形勢并不樂觀，疫情帶來的不穩定、不確定還是基本常態。在此背景下，全世界供需出現明顯結構性錯配，糧價的上漲其實是資源性產品價格相互傳導和放大的問題。
全世界產業鏈、供應鏈、運輸鏈受阻，石油等能源價格上漲帶動化肥生產成本上升，化肥價格上漲必然帶動農業生產成本的上漲，成本上升推高糧食等農產品價格，全世界各國概不例外。從這個角度來講，消費影響供給，供給影響貿易，消費、供給、貿易三者聯動導致糧價上漲。
長期來看，全世界糧食供需結構有何特點？
在疫情暴發之前，全世界每年農產品的總供給是能夠滿足總需求的。但是，各國、各區域之間存在資源稟賦、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差異，由于貿易的不平衡，一些國家出現糧食供大于求的情況下，另一些國家由于缺乏購買能力和本國生產能力不足導致缺糧。與此同時，在糧食供給方面尚未建立起富國援助窮國的相關機制。
就東亞國家而言，例如我國、日本和韓國，由于人多地少，資源性農產品的生產成本高，加之需求仍在持續增長之中，供給增速趕不上消費增速。因此，近年來這些國家資源性農產品的國內市場價格普遍高于市場價格。
從農產品貿易結構來衡量，我國面臨什么問題？
坦率地講，我國與日本、韓國高度相似，在農產品全世界貿易特別是大豆、棉花、糖料等資源性農產品貿易中競爭力不足。
一是我國農產品貿易逆差越來越大。2003年，我國農產品貿易順差25億美元；2004年至2020年，我國農產品貿易逆差從46億美元上升至948億美元；2021年1-10月，我國農產品貿易逆差1140億美元。
二是資源性農產品特別是大豆的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。2020年，我國糧食總產量近6.7億噸，進口總量近1.43億噸；肉類總產量7749萬噸，進口991萬噸；大豆總產量1960萬噸，進口首次超過1億噸。今年上半年資源性農產品進口勢頭更猛。
二、耕地“非糧化”問題如何破解？
糧價上漲對我國有何影響？
當前，我國國內市場糧價保持溫和上漲態勢。國外和國內糧價上漲在認識層面和實踐層面都會對我國產生影響。其中，從認識層面來講，怎么樣穩住自己的底盤？我國自己的資源性農產品特別是糧食安全是重中之重，要把糧食特別是口糧安全放到“三農”工作的首位，要落實黨政同責的制度安排，要通過具體的行為來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。
客觀來說，我國在農產品安全包括在糧食安全方面面臨挑戰性問題是長期態勢。因此，要有底線思維，要保持清醒認識，要有憂患意識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國也要有足夠的底氣，“手里有糧心里不慌”，我國在口糧安全方面還是有保障的，也必須有保障。更應該關注的是口糧以外的其他農產品供給情況，包括價格的變化，或者說對供給鏈的影響。
能否展開談一下我國在糧食安全方面的情況？
看糧食、看農產品整個進出口貿易需要有宏觀視野，應該有足夠的戰略高度。事實上，怎樣在口糧安全的基礎之上確保糧食安全，在糧食安全的基礎上確保食物安全？這其實是一個遞進式的安全問題。
口糧、糧食和食物是涵蓋面逐漸擴大的三個概念。就我國而言，口糧主要包括小麥、水稻，糧食還包括玉米、豆類、薯類，食物還包括肉類、蔬菜、水果等。要實現口糧、糧食和食物的遞進式安全，則涉及到生產鏈、供應鏈（國內+國外）和利益鏈的問題。
從生產鏈來看，目前我國的耕地面積為19.18億畝，如何平衡糧食、油料、蔬菜和水果的種植面積？這是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。
從供應鏈來看，在城鎮化、工業化、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，如何平衡不同用地、不同產業、不同作物的國土空間布局？如果生產滿足不了需求，怎么辦？可以依托進口來填補口糧以外的其它農產品缺口。這就涉及到供給鏈的安全問題。我國的農產品進口主要集中在美國、澳大利亞、巴西、阿根廷等國家，需要進行更加長遠、安全的貿易布局。
從利益鏈來看，為什么我國農地資源如此稀缺，但有的地方會反復出現季節性撂荒和全年性撂荒現象，而且耕地越稀缺的地方撂荒越嚴重？根源還是在于種糧效益低。成本增加的幅度遠超過糧價上漲幅度，農民怎么會有積極性呢？
一個尤為明顯的現象是，考慮到回報率的問題，農民更愿意種植水果、蔬菜而不是糧食。因此，從實踐層面來看，需要擔心的更多是“非糧化”問題而不是“非農化”問題，也就是說，“我不擔心農民不搞農業，我擔心的是農民搞糧食產業的積極性不高”。
那如何提高農民搞糧食產業的積極性，確保口糧、糧食和食物的遞進式安全？
張紅宇：這就延伸出新的問題，生產農產品的農民收入怎么樣？具體需要考慮三方面：一是搞農業的人的收入和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；二是中西部地區、糧食主產區的農民收入和東部地區的農民的收入差距。三是搞糧食的農民和其他農產品生產的農民的收入差距。
從整體來看，則需按照保總量、保優質、保多元化的步驟依次推進。
在認識層面，要樹立“以我為主”的農業產業安全觀。解決糧食安全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，不僅僅是社會問題，而且是政治問題。我國人的飯碗要牢牢端在我國人自己手里。
在實踐層面，要確保產能。立足國內，利用國內資源、國內供給解決國內需求，小麥、水稻作為口糧必須我國自己保，在此基礎上適當進口其它需要的資源性農產品。而考慮到我國的農產品生產成本，我國百姓應該對農產品價格逐步上升有一定“容忍度”。
在政策支持層面，從稅收、金融、保險等方面著力，加大對“三農”的支持力度。
在科技支撐層面，依托生物技術提高單產水平非常重要，這其實是下一步我國需要傾注全力解決的重大問題。同時，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，千方百計提高建設標準，挖掘增產潛能。通過地力的提升和單產水平的提高，進一步提高糧食和其它資源性農產品的生產產能。來源：21世紀經濟報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