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60年，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，清朝政府經歷了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，以及太平軍、捻軍的反抗，處于“內外交困”的境地。此時，胡氏子孫，敏銳地發覺以徽文化打造的徽商，因循守舊，總抱著孔孟、朱熹的典籍不放，僅靠傳統圣經、賢傳，不求開拓進取，已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。他們認識到徽州文化孕育了徽州商人，又是徽州文化扼殺了徽商。而此時的徽商，也漸漸由興盛逐步走向衰落。胡氏子孫不得不重新思考“胡玉美”企業的前途與命運，而借助西方的企業管理制度，在“胡玉美”推行家族企業的股份制，這是他們與時俱進的大膽創新。
1900年，在家、店分開的基礎下，胡氏家族兩大房各推出代表一人，由胡兆祥的孫子胡遠烈、胡遠勛共同負責店務，而且分工明確。大房代表胡遠烈，去過日本留學，因而專攻近代企業管理，掌管“胡玉美”的生產管理；二房代表胡遠勛曾擔任安徽太平府訓導，所以主管對外銷售。為確保家族股份制正常運行，高薪聘請店員出身、三代都在“胡玉美”幫工的方遵訓為大管事。方遵訓為人耿直、公道，胡家一般成員都懼他三分。他在“胡玉美”擔任大管事長達40年之久。其職責類似董事會聘用的總經理，專門負責店中日常事務，另設管賬一人，加強經濟核算，處理來往賬目。百年來，胡家在“胡玉美”主政的人物，一般只有1人，不超過3人，多數管事與分店負責人都是外姓。胡遠烈在用人上，寧可用有管理才能的店員、徒工，也決不隨意聘用族人。并規定家族任何人不得向店中支錢或賒貨，使家族股份制企業具有類似于法人的性質。生產、管理、財務、經營、事物等分設的部門，既相互協作，又相互監督，使財務獨立，不受家族長輩與權勢支配。
胡遠烈為進一步提高“胡玉美”產品質量，增加花色品種，他親赴日本考察釀造業，并三進四川，探求“天府辣醬”工藝，還從沿海引進種曲，改進蠶豆辣醬的配方。胡遠烈還采用安慶名醫金灌之的配制成周公百歲酒。此酒既有酒的醇香，又有健身功能，極為暢銷。他還在東門外購地10余畝，辟為“玉美園”，種植玫瑰、菊花、葡萄等配制各種果汁酒，還批量生產“胡玉美”食品，創制的墨子酥、香糟魚、酒醉螃蟹、油漬松菇等一批名特產品。
胡氏家族為企業發展，以文化先行，開始學習與研究西方的先進管理、科技、哲學與經濟學。六世胡遠浚是清代舉人，在1905年執教于安徽高等學堂時，就從事研究老子、孔子哲學與黑格爾、馬克思學術之比較，以及《資本論》。還有胡遠惠、胡子穆等7人，于1907年前后赴日本留學，學習企業管理與生物學等學科。他們同陳獨秀在1902年到1915年，曾四次去日本期間廣泛接觸，初步接觸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的科學文化。
1928年胡遠烈病逝后，由胡氏家族股東董事會公推胡子穆繼任“胡玉美”總經理。民國十八年（1929年），胡玉美家族企業，由從東京高師生物系畢業的胡子穆，與大房胡國榮共同掌管。家族股東會公推胡子穆為總經理，實質就是家族股份企業，向股份有限公司轉化。胡子穆畢業于日本東京高師博物系，1917年回國，曾在武昌高師、安徽大學任生物學教授。他一到“胡玉美”上任，就與大管事方遵訓、技師代美章、王華山磋商振興企業的良策。他們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努力提高產品檔次，在醬園設立化驗室，用顯微鏡觀察、分析蠶豆醬的配方成份，調整種曲、紅曲的比例。他們還在配料中加入44°封缸酒，使蠶豆醬鮮味保持長久。
1930年，胡子穆擴大“胡玉美”的業務，以醬園為基礎，興建罐頭廠、制冰廠、糖果面包廠、酒廠、水作廠等，形成食品工業拖拉斯。他還買下胡玉美醬園隔壁的金氏房屋，擴建麥隴香商店（后來成為安慶名店），除經營糕點、海味等南貨外，又銷售上海“冠生園”、“太康”等食品，并在二樓開設冷飲室及“武陵酒家”招攬生意。
幾年后，胡玉美醬園就占領了安慶市場的大部分份額。東門有“胡永源”，西門有“胡廣源”、“胡永大”，南門有“和豐”，城中有“胡廣美”、“玉美貨棧”等支店8處，還在鄰縣建立代銷點10余處。1935年，胡子穆在剛剛落成的南京中央商場一樓租賃門面開設分店。接著又在漢口新市場、上海等地開辦支店及經銷處。另外，還加強與南昌“沈開泰”、南京“蔣復祥”、武漢“欣利”等一些老店的業務交往。他還利用“胡玉美”的麥隴香分店同上海“冠生園”、“梅林”聯合經商，溝通津、滬、寧、平、漢的商業渠道，形成縱橫交錯的網絡。此時的“胡玉美”進入鼎盛時期，資本200多萬元，成為我國較有影響的近代民族企業之一。